关于云南菩提南瓜的历史文献记载，当前可考的核心研究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农业调查与民族志记录中。根据现有资料，可归纳为以下四类文献线索：
一、原始种质发现与民族志记录
傣族农耕口述史：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农户的家族种植史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称其为"菩提野南瓜"，通过代际留种保存于竹楼后坡，耕作方式采用牛粪施肥、山泉水灌溉等传统农法，完整保留了抗逆性基因多样性。
2018年学术田野报告：云南农业大学学者在勐海县曼远村的调查首次确认该品种，记录其在贫瘠红壤中自然生长近百年的特性，并发现其淀粉含量达15%、赖氨酸含量高于普通南瓜22%的生化数据。
展开剩余82%二、南瓜传入中国的历史文献旁证
虽未任何历史文献直接记载"菩提南瓜"，但可参考南瓜整体传入路径的学术研究：
明代本草学文献：李时珍《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印证南瓜通过欧洲—东南亚路线传入中国。
云南菩提南瓜作为地域变种，可能由早期传入的南瓜与云南野生近缘种自然杂交形成，其独特的深绿色带纹外观与高淀粉特性，是高原环境长期自然选择的产物。
四库全书版《本草纲目》
三、作物传播争议研究
南方路径说：李昕升《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考》提出元末明初经菲律宾传入华南；
北方核心说：程杰考证明代方志记载，认为南瓜由葡萄牙使者1520年直接带入北京，形成京冀起源中心后南传。
救荒农书记载：《救荒本草》将南瓜列为度荒作物，证实其明代已在中国多地种植。
以下是程杰老师《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一文中关于南瓜在西南及中部地区的传播情况研究分析。
云南、四川方志的南瓜记载都首见于万历初年，出现并不太迟，但整个明朝也都只是一两零星记载而已，云南的两种记载前后还有明显的转录关系，南瓜的来源无法判断。缅甸、老挝、越南的地势都是北高南低，与我国云南接壤的地区大都是大面积的高山密林，16世纪早期南瓜在亚洲大陆的初传仍属星星之火，是否会远距离穿越这些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密布、人迹稀少的地区进入我国云南高原很是值得怀疑。
而明朝则是我国大规模向云南移民开发的时期，南瓜更有可能是嘉靖后期由中原移民带去。明朝云南方志所载南瓜仅见于昆明附近的澄江府（驻今澄江县），称番瓜，也是明人所说南瓜的通名。
至少在整个明朝，云南的南瓜种植并未形成任何分布优势，更不待说引起外方注意而向贵州、四川溢传了。东南亚、南亚离云南最近的农耕区是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河谷，这里靠近我国云南腾冲、保山。清康熙四十一年《永昌府志》记载“南瓜，俗呼麦瓜”，雍正四年《顺宁府志》记载“南瓜，一名缅瓜”。清永昌府当今保山市，顺宁府治今凤庆县，与保山市昌宁县接壤。所谓麦瓜或即缅瓜音转，也有可能是缅地瓜名译音，当由缅甸传入，但应都是入清后的事了。
贵州、广西两省处于云南、广东之间，如果我国南瓜始于云南、广东，则黔与滇、桂与粤两地气候、地理条件相近，应是近水楼台最先盛传，而实际不是。整个明朝贵州方志记载只一见，而且还是该省最东北的铜仁。
铜仁与今湖南怀化市所属麻阳、芷江两县紧邻，这里正是明湖南辰州府（治所驻今湖南沅陵）属地，而万历《辰州府志》记载境内黔阳县（治所驻今湖南怀化洪江市黔城镇）有南瓜，时间早于铜仁15年，两地由沅江水系连通，铜仁的南瓜明显来自湖南辰州，是由东北向西南传，而不是从云南引种。
入清后贵州的南瓜仍以黔东北的余庆、玉屏、石阡、剑河等县记载早、分布密一些，这些地方或与铜仁邻近，或属沅江上游水系，应仍是延续明朝的传播趋势。广西方志最早的南瓜记载要等到清雍正《太平府志》，称作番瓜。太平府辖地当今广西崇左市，与越南谅山市相邻，有可能就近从越南传入。
四、现代改良技术文献
育种实验报告：云南农科院2019年以傣族传统品种为母本，在勐海海拔1200米基地进行杂交试验，经3年8代培育出兼具传统风味与现代农艺特性的"菩提南瓜"新品种，相关数据收录于农业科技改良档案。
文化保护政策文件：菩提南瓜的"作物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升级"模式被列为"少数民族特色作物保护案例"，其产业带动效详见于乡村振兴政策报告。
相关参考文献：
民族志原始资料：云南农业大学2018年《西双版纳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报告》；
育种技术文献：云南农科院2019-2022年《高原特色作物育种进展》；
历史传播研究：程杰《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及李昕升《中国南瓜史》中对传播路径的对比分析。
注：菩提南瓜作为地域变种，其直接历史文献较少，本文结合南瓜宏观传播史与当代农业科技文献交叉印证。现存最系统的实物及文化记录仍集中于云南傣族聚居区的农耕口述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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